摘要：随着新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在金融服务交易中的应用不断扩大和深化，金融服务交易的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降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成本、分散风险、提升产品差异化程度等方式促进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实证研究表明，基于萨格利模型，数字技术与中国金融服务出口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数字技术；金融服务贸易；萨格瑞模型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对金融服务交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贸易运行效率、规避贸易风险等有效机制，为培育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新的竞争优势，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遇。 

       关于数字技术和外贸，从贸易总额的角度，李海晓（2020）认为，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可以推动国际贸易数字化，使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张鹏飞、唐云义（2020）认为，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服务在贸易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考虑数字技术对金融影响的文献，陈志坚（2020）认为金融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郝毅（2019）提到，深化数字金融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将为金融业务实践和行业发展带来新动力，再上新台阶。何红清（2019）认为，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应用的联系更加紧密，数字技术将在宏观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数字技术的文献研究表明，关于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交易影响的研究很少。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近年来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国际竞争力的讨论。肖德、李坤（2016）发现，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互联网与金融结合可以有效提升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王彤、姚炳奇（2018）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等因素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着促进作用。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研究主要采用金融服务贸易和竞争力的模型，而数字技术结合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较少，文献的分析有少数文献主要是针对对策研究，实证分析较少，也没有从文献角度研究Sagari模型。在此基础上，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Sagry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其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这对该领域的出口促进和弥补了目前该领域文献研究的不足。

二、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中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步伐其实就反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开放的这一系列过程中。按行业分类，其开放顺序是按银行、保险和证券的顺序逐渐向公众开放。按地区分类，其开放顺序基本上是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城市的顺序进行开放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步伐。具体来说，中国承诺其银行金融服务不再对外汇业务施加区域性限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直接向中国公司提供外汇金融服务，并逐步分阶段取消对人民币服务的区域性限制等，同时逐步开放相应的保险市场和股票市场。2014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出台规定逐步放宽对外资银行机构申请人民币业务管理的限制。截至2019年7月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到272.8万亿元，同比增长7.3％。2002年中国保险业规模仅为6320亿元，而到2017年达到169377亿元，其中2015年到2017年间保险资产规模达到年均19％的速度增长，整体来看，中国保险业的资产规模在2002年到2017年的16年间增长了26.8倍。截至2019年4月，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分别达到13家和48家，截至2018年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公司有3584家。

1.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总额

       2018年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8450.65亿美元，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总额远高于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影响曾导致此期间美国金融服务贸易下降，但并未影响美国在该服务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英国紧随美国其后。英美两国贸易总额占比全球超过50%，分别占全球的31.75%和21.38%，属于名副其实的金融服务贸易强国。接下来是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其虽然总额不如英美大，但也基本包揽了世界份额中除英美外的绝大部分。然而，中国在世界的占比很小，与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占比全球只有3.53%。在2018年，从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份额来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中国在全球金融服务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却只有0.71％，仅占美国的3％。综上所述，从金融服务贸易规模来看，无论是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还是出口总额，中国都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金融服务业的逐渐开放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金融服务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货物贸易发展也刺激了对金融服务贸易的需求，如下图所示，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模基本保持增长态势。自2011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扩大金融业的开放能力和服务水平，并且随着GDP的稳定快速增长，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也实现了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额为31.13亿美元，之后呈上升趋势。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总额出现下滑。这之后总额又开始持续增长，并于2014年上升至最大值365亿美元。2015年全球经济低迷，大幅下滑跌至119亿美元。2016年以后呈小幅波动态势，2018年总额数值达到168.02亿美元，和2001年相比增长了5.7倍；分别从进出口来看，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进口从2000年到2014年，增幅达到十倍，由2000年的26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274亿美元；2015年进口额减幅相对较大，减少了将近160亿美元，这其中包含着世界市场整体衰退的因素。从2016年到2017年间，进口额增速放缓；在出口方面，额度一直较小，年均出口额为32.5亿美元，但其一直在缓慢上升，伴随有小幅的波动，直到2007年才有显著的上升趋势，较2006年增幅达到62%。之后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出口额上升幅度加快，2014年达到峰值91亿美元，2015年出口额减少后又保持着小规模的增长势头，但整体上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2.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结构

       从分类别的金融服务贸易结构来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以保险服务为主，占总贸易额的份额较大。2001年，保险的进出口额为29.38亿美元，至2018年上升至168.02亿美元，增长了5.7倍，并且保险业的进口额远远超过出口额，这说明中国保险市场的内部需求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严重。相比保险业，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贸易额增速较快，但规模较小，从2001年的1.76亿美元到2018年增长到56.03亿美元，增长了31.8倍，差距正慢慢缩小，但总体规模仍然较小。综上，分类别来看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其内部结构仍然不均衡。从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方面来看，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1年逆差额为24.62亿美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3.26和27.88亿美元。2013年逆差额达到顶峰186.03亿美元，之后呈一定的好转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乏力，本国国内需求的满足依赖大量的国外进口，从供给量来看是远远小于需求量的。2015年进出口差额明显缩小，此后两年，进出口差额有所扩大，但差幅较为稳定。到2018年进出口差额为55.95亿美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84.05和140亿美元，相比2001年分别增长了25.8倍和5倍，说明近些年中国出口增速大于进口增速，进出口贸易结构在不断改善。虽然逆差状况正在好转，但是存在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明显失衡的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除保险外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额自2016年以来迅速增加，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始终较大，其在2017年略有下降，2018年又有回升，导致总体逆差状况依然显著，本质上其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

三、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理论机制

       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自入世以来，整体规模持续扩大，但供给出口不足，仍然存在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说明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相比发达国家来说缺乏比较优势，而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其对金融服务业的冲击是进行时也是将来时，中国应当紧跟数字技术的发展潮流，争取领先机会培育金融服务贸易领域能和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新比较优势。数字技术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可能的原因是达成标准的定义需要时间，但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二者在时间上存在不一致性。根据当前学者对数字技术的研究可知，数字技术是以比特表示信息，包含在信息通信技术中或者以信息通信技术为载体的技术。本文参考中国信通院对数字技术的定义，其基础技术包括互联网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从全球来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将信息技术应用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开始谋求记账的电子化。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全球金融服务数字化飞速进步。中国金融服务业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相比全球而言实属后起之秀，起源于1988年，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引入第一台ATM机为标志，相比国际上晚了近30年。但2012年，中国第一个推出了“互联网金融”一词，从此中国步入金融服务数字化加速阶段。中国金融服务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逐步实现从“中国模仿”到“模仿中国”的跨越式发展，甚至开始逐渐超越以英美为代表的领先国家。中国正逐渐以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自己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后发优势。由萨格瑞模型可知，技术差异和金融服务贸易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上文分析可知，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为其提供了新的生产方式，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数据化、信息化及自动化。本文认为数字技术主要通过三种机制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分别是成本降低机制、促进产品差异化机制以及风险分散机制。

1.成本降低机制

       数字技术有利于金融服务成本的降低，最直接地增大了该领域的竞争优势。数字技术主要能通过改进金融服务效率、减少中介费用以及推动金融市场开放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三个方面降低成本。随着成本的降低，价格有了一定的下降空间，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本降低，增加了更多的资金流动。同时企业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后，也会更容易谋求使业务由进口向出口的转变，从而增加了整体的出口。首先，数字技术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务流程在速度、规模和自动化三个方面的替代和优化处理，使金融服务贸易的业务流程更加规范。这种替代和优化避免了业务流程中的摩擦，提高了时效，从而减少了金融服务贸易业务流程上的行政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了成本。其次，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中介费用减少了其交易成本，中介费用对金融服务贸易意义重大。以往的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2%左右，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在分布式账本直接进行交易的方式，即省略了中介。这项技术的应用不再强调中心概念，且建立起的信用机制可以被更高程度的信赖，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中间环节可能变得彻底扁平，从而加强了服务流程的安全性和敏捷度，降低了贸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与金融产品自身的更新换代可能会形成短期内的比较优势相比，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以应用促进的革新给金融产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可能是更加长远且持续的。最后，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渗透，比如大数据的应用带来的技术扩散将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跨境支付模式下发生的贸易由于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而可以实现，接着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将可能会慢慢消失，进一步地形成大金融格局，然而这需要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不断地改变更新以适应大金融格局的形成。由于为了促进更多价值量的贸易发生，每个国家都需要对相应规则做出承诺和保证，比如对转移自身内部金融信息和数据的规则。随着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外先进的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来大量的技术溢出，同时促进中国金融机构之间规模经济的形成，大幅削减了成本。

2、产品差异化机制的推进

       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相结合，有助于推动金融市场由垄断向竞争转变，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金融市场产品的差异化水平。例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增加金融服务交易产品的差异化程度。短期内，虽然金融产品的差异化会导致企业增加成本增加的趋势，但从长期来看，金融市场的结构会因差异化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使相关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更加分门别类，发展专业化方式。金融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市场特征转变过程中，可以增加金融产品的可交易性，从而促进金融服务出口。

三、风险分散机制

       金融机构在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营商环境非常陌生，在进入国外市场时面临的金融风险比国内企业更大。例如，他们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资本、财产和声誉损害风险。此时，如果金融机构能够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降低风险，甚至预测风险，就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更多的企业会选择出口。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使金融机构能够降低传统金融风险，因此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愿意将业务转向更多的出口，从而扩大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

四. 数字技术对金融服务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1. 计量经济学模型的介绍

       为研究数字技术出口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采用“OLS和健康标准误差”分析方法对2002-2018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消除异方差，同时得到弹性系数、变量取对数，在Sagari模型基于引入数字技术差异模型的基础上，如下： （1）EX为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Q为数字技术水平，HC为人力资本水平教育程度，INV为金融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OP为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 根据Sagry模型，影响金融服务贸易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人力资本、资本和贸易差额。 , 查阅文献后发现，贸易差额是 ke有重大影响，因此被取消。同时，结合金融服务贸易的性质，本文选取了几个影响金融服务贸易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的中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技术，但目前很少有指标和方法可以直接衡量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程度。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间接衡量这一点，例如通过描述数字化程度以及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鸿沟。但本文认为其在金融服务交易中的结合和应用是全面的，其应用范围广泛，从早期的互联网技术到目前新兴的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主要是应用其成熟的技术，即已进入市场的程度。因此，本文采用李一茂（2020）主要采用的数字技术市场规模来衡量数字技术发展指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此外，根据Sagry模型，结合金融服务业的具体行业特征，将人力资本、资本、金融服务业外商投资和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作为控制变量。

2.回归结果分析

       选取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数字技术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解释变量正相关，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着，值为1018，表明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显着扩大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从以上分析具体可知，去中心化可以降低金融服务贸易的成本，提高贸易风险，提高金融贸易，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说明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动能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其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将有利于形成近期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优势。运用尖端数字技术，可以将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短板；劳动力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569，在5%的水平上显着。由于金融服务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员工的文化程度越高，金融服务的发展就越积极。此外，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才将能够将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交易的应用相结合，充分利用该领域的数字技术；金融市场开放和固定资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82和0.623，在1%的水平上显着，表明金融市场开放和固定资本也与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呈正相关，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影响。此外，金融服务贸易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不显着，可能受政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波动较大，对中国金融服务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大。本文收集了2001-2018年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相关进出口数据，发现中国的贸易总额仍然较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国内贸易结构不合理，对外出口不足，贸易逆差较大。总体而言，国际竞争力不足以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竞争。中国金融服务业起步较晚。长期以来，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产品统一，这意味着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长期滞后于整体水平。此外，金融服务提供者素质低，高级金融人才缺口较大。尤其是缺乏熟悉国际惯例、掌握现有金融公司经营管理方法的高管。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难以适应国际标准要求，导致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量偏低。但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金融服务贸易紧密联系的背景下，我国有望抓住这一机遇，实现金融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通过理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促进金融服务成本降低、分散贸易风险、增强产品差异化等方式促进出口。随后，基于Sagry模型的实证研究证明，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该领域出口的扩大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时，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也有正向影响。因此，发展数字技术以促进和扩大中国金融服务出口是增强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大力促进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更要创新打造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贸易的结合体系，使金融服务借助数字技术更新新的生产模式、业务范围等。同时引进数字技术人才、高端金融人才以及培养同时具备两种学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推动数字技术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和深化，促进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更重要的是，促使中国在该领域抢占先机，改变落后局势，在金融服务贸易未来的长久发展中，不仅要在量上扩大规模，还要立足于质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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