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古以来，滦河流域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状态开创了形态多样的宗教文明，为体育宗教的发生、发展、演绎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空间，实践着体育与宗教合二为一的衍生范式，但滦河流域各少数民族文化在经历不断的融合、同化、互鉴，及世界宗教文化、西式体育的广泛嵌入以后，体育与宗教走向“二律背反”的分化路径。籍此，借助史学、宗教文化图式理论，在分析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起源与发展转向的基础上，阐明衰落实质。研究认为:狭义体育宗教是具有部落或民族信仰、崇拜性质的社会体育范畴的文化现象，广义概念是指一切具有宗教色彩的体育文化;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活动起源于红山文化时期，与萨满跳神祭祀活动有关，体育宗教祭祀发展经历“自发→人为”“部落→民族”“自然宗教→神教”三种演化图式;历史上各民族战乱融合、外来宗教文化干预、本土宗教庞杂且未完成向世界宗教嬗变，构成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走向衰落的现象解释。

关键词:滦河流域;体育宗教;祭祀;少数民族

前言

       自古以来体育与宗教都是不可分离的内在文化关系，宗教是早期体育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与传承载体，［1］特别是宗教祭祀仪式上巫舞、傩舞、萨满跳神等舞蹈孕育了古代体育的早期形态，而这些具有原始舞蹈性质的传统体育元素赋予宗教更高的神性表达与情感表达。通过国内外宗教学、体育宗教学研究进展分析，无论是西方的宗教学说还是中国宗教推演的文化图式结构，从宏观的宗教信仰、宗教文化、宗教观、宗教政策和科学宗教，到微观层面各类宗教学派思想的研究成果颇多，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宗教学理论体系［2］。西方早期体育与宗教的融合促进了古奥林匹亚竞技是诞生，学术界对西方古代体育宗教的认知表现为“道德崇高”与“泛暴力”两种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国内体育与宗教的皈依关系、殊途同归的本源塑造、互为镜像与复调的悖谬性超越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的层次水平、学术关注度和传播度还远远不够。体育与宗教结合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体育在宗教活动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身份“在场”，对于一系列问题的简化澄明需要借助“体育宗教”之维来加以宏观涵摄。滦河古称“濡水”，郦道元《水经注》载:“濡水出御夷镇东南”，发源于丰宁古道坝下谷底，流经沽源、锡林郭勒盟(多伦、正蓝旗、太仆寺旗)、喀喇沁旗，及辽宁省凌源、建昌后过潘家口穿长城进入冀东平原，而后入海，形成5．5万余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3］。目前，学术界在滦河文化、祭祀宗教、体育宗教、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方面的研究可谓甚嚣尘上，而对于这些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文化的尚未见相关报道，这与滦河流域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活动形成俨然不匹配的文化关系，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学术缺憾。

1体育宗教的概念解说

       从古至今，西方体育与宗教关系密切，宗教元素在体育空间场域的渗透对于传承体育优秀传统、道德规制、伦理教化及心灵空间的整体塑造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4］。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在不断流变的进程中形塑了风格多样的宗教文化生态，不同时期宗教元素与体育元素的结合决定了中国原始、民俗、民间、传统、民族体育生成、演化的逻辑走向，宗教思维方式变迁使体育形态也悄然发生着变异与重塑，甚至走向消亡的过程。体育宗教是体育与宗教相互结合的产物，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并未对这一概念做清晰的厘定，有必要加以解释和说明。体育(Physicaleducation)作为一个舶来词，属于身体教育范畴，通过肢体活动达到身体、心理健康塑造的社会文化活动，这是对现代体育的一种解读和认识［5］。但用现代体育概念去解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内涵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早期的巫术舞蹈、祭祀竞技成为推动各民族传统体育繁荣的文化基因，孕育了诸如道家养生功法、佛家武学等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体育形态;而宗教的实然性意义在于表达一种信仰、崇拜或精神主旨，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6］。因此，体育宗教的合理解释应当遵循广义和狭义两种解说方式，其中，体育宗教的狭义概念是指:“具有部落或民族信仰、崇拜性质的社会体育范畴的文化现象，或称之为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其特点表现出三层含义:其一，早期部落含有自发性质自然崇拜、信仰，及具有人为性质的不同民族对祖先、神灵崇拜、信仰;其二，属于社会体育范畴，有别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属性的一类特殊体育形态，具有特殊的功能属性，早期萨满跳神祭祀体育宗教的身体功能表现为沟通天地、阴阳、神人联系的中介，心理功能表现出对神灵崇拜的精神归属;其三，体育宗教的本体属性是社会文化现象，属于民族传统体育范畴，但受制于社会制度的影响，如:上古社会人人可通神的个体崇拜，宗教思维强调人的“普世性”价值，这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早期形态。阶级社会只有上层贵族才具有通神功能，借助运动态肢体语言符号来表达神灵主旨，达到对下层民众信仰的阶级统治，民族传统体育在宗教思维框架下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体育宗教的广义概念不仅包含民族传统体育宗教元素，还充分表现在现代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领域，如:运动员在赛前做的祈祷仪式，道家宗教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得到广泛渗透，因此，一切具有宗教色彩的体育文化都应当列入广义概念范畴。本研究选用狭义体育宗教概念为研究基础。

2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起源

       自古以来，滦河流域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古滦河居民土方、山戎、东胡、匈奴、狄族、乌桓、鲜卑、羯族、氐族、柔然、高丽、奚族、突厥、室韦、霫族、契丹、靺鞨、蒙古、女真、满族等20多个民族，形成了由较多少数民族共同谱写的古典文化长廊。由于滦河流域自古以来都是北方诸多兵家必争之地，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华夏民族混战杂居的生存状态，形成多民族交互融合的文化品格。滦河早期文化主要表现为以少数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传承样态。但梳理滦河流域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很多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传承状态也加大了对这些民族文化深入考证的难度，而宗教祭祀是滦河流域诸多民族的共同信仰，成为文化传播与流变的永恒基因［7］。因此，把宗教祭祀作为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演变史的历史逻辑与现象逻辑，从历史发生学角度形成对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起源以合理解释。承德头道营后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认为，滦河流域原始人类活动要追溯到20万年前。另外一条证据链来自考古学家发现的山顶洞人遗骨周边有赤铁粉，是用来驱邪避害，表达对死者祭拜的早期鬼魂观念意识的一种祭祀形式，这也表现出人类的祭祀仪式由来已久［8］。祭祀是借助一定的行为事相来表达对鬼、神灵尊崇，产生敬或畏的情感意向，对鬼魂表达对外在不可控力的一种畏惧情绪，是早期具有巫术性质的一种祭祀形态，这种巫性思维尚未完成向宗教思维嬗变，宗教与巫术演化生成两类不同的祭祀文化，巫术向宗教转轨实践着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由灵魂思维向神灵概念过渡，形成了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巫”同“舞”，在巫术祭祀活动上用舞蹈形式作为情感表达媒介［9］，构成了上古体育的文化形态。在巫术向宗教过渡的过程中依然延续了原始舞蹈元素，如:滦河流域萨满宗教祭祀活动上的跳神仪式就是巫术舞蹈的孑遗，构成体育宗教祭祀生成的本初样态。滦河流域宗教祭祀活动大致源于红山文化时期，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祭坛、积石冢，以及红山后遗址、唐山迁西县西寨遗址发掘的石雕头像和石母像，说明滦河上游、中游、下游都有对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着强烈的生育神崇拜意识［10］。滦河流域最早的宗教祭祀活动与萨满有关，肇始之初的萨满跳神祭祀活动都是由女性主持，这源自萨满尊崇的女神创世与起源信仰。滦河流域考古发掘的女神像、石母像也印证了早期的原始宗教活动为萨满跳神祭祀，萨满跳神构成了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的早期形态，说明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活动起源于红山文化时期，与萨满跳神祭祀活动有关。

3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发展图式

       滦河流域少数民族原始的体育活动在实然性意义上是一种宗教活动，早期具有娱人娱神意义的巫术是祭祀体育宗教的本初样态，由巫术衍生的祭祀活动所呈现的各类运动态身体展演，其宗教学意义上被赋予一种世俗的、准体育宗教特质。滦河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体育宗教并没有因民族同化而消失，而是伴随民族融合得以延续，如:滦河中上游早期少数民族匈奴、契丹、女真、山戎、柔然、乌桓等的萨满宗教信仰［11］，对于萨满祭祀崇拜用跳神、祭山的方式来求福祈禳、祭祖、祛病，以及滦河流域现代少数民族祭祀活动上流行的二贵摔跤、背哥、单皮鼓舞、霸王鞭等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均源于早期的宗教祭祀;另外，敖包是滦河流域蒙古族祭祀活动中心，由此衍生的“那达慕”大会也是集体育与宗教一体的民族盛宴［12］。在牛河梁女神庙与祭坛、马盂山祭坛、正蓝旗敖包、塞罕坝佛庙、丰宁亚龙圣母祠、承德避暑山庄磐锤峰密宗坛城、永平府伯夷叔齐庙祭祀女神、圣母、盛东王佛、九天政务神、赛罕佛、高褋等，这些祭祀活动上的“跳鬼”习俗、佛教舞蹈等都蕴含丰富的体育宗教祭祀文化。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追溯滦河流域已经或濒临消失少数民族祭祀体育宗教的演化轨迹，早期的巫术和法术孕育了祭祀体育宗教的萌芽，特别是在祈祷与敬畏祭祀仪式上表演的骑射、歌舞、摔跤等娱乐活动成为追溯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记忆的文化线索。借助恩格斯提出的宗教文化发展图式理论，梳理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活动演化轨迹。

3．1体育宗教祭祀由“自发”走向“人为”

       从滦河流域体育宗教祭祀活动起源可以看出，早期体育宗教是以舞蹈的形式呈现，表现形式没有明确的宗教主旨，表演者只是借助肢体运动符号来表达个人情感诉求，全体成员都可直接参加，既没有宗教派别之分，也没有系统化神学体系和专门的宗教组织，这一时期的体育宗教祭祀缺乏宗教制度。原始先民遇到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的疾病等天灾、人祸时，就会用宗教舞蹈祭祀的方式来驱赶灾难、病魔，表现为原始体育宗教祭祀的自发性特征。宗教祭祀仪式变迁同社会发展存在密切联系，早期体育宗教的自发性主要是由于原始社会没有阶级，那么就不存在宗教的政治功利。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成为上层阶级社会利用的工具，贵族阶级具有特殊的通神功能，赋予自身神的属性以达到对普通民众宗教信仰的形式操纵，出现了“人为”宗教特质，宗教开始受到统治阶级推崇，如:成吉思汗将萨满定为国教，康熙在内蒙古多伦修建喇嘛庙汇宗寺，及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等宗教建筑成为传播喇嘛教的核心场域，逐渐发展成为宗教祭祀活动中心。特别是道教在滦河流域的广泛传播，道家武学成为滦河流域体育人为宗教的表现形式之一。道教在很久以前就传入滦河下游，郦道元《水经注》中有辽东道士无终山炼丹，这与明清《玉田县志》的“无终丹灶”相吻合，使道家修身、养性体育宗教思维得到传承与发扬，体育宗教祭祀文化实现了由“自发”向“人为”过渡。

3．2体育宗教祭祀由“部落”走向“民族”

       通过滦河流域出土的大量祭祀用的器物、祭祀遗址等考古学发现，结合相关的民族志史文献资料记载，认为滦河流域祭祀习俗是少数民族原始体育宗教文化传承的核心场域，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的重要标识，并表现出典型的部落形态。滦河流域早期民族逐水而居的生存状态和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以部落小聚居的形式存在。蒙古族先民各部落之间都有敖包祭祀信仰习俗，敖包根据居住区域可划分为盟、旗、屯、户四个不同的祭祀等级，以敖包为宗教传承载体的部落宗教祭祀形式在经过不断的异地安置以后，逐渐实现了由“小聚居”向“大散居”变迁，民族融合、部落迁移实现了居住规模的不断扩张，宗教影响力增大，实践着由“部落宗教”向“民族宗教”变迁。在部落时期，由户或屯围着敖包组织宗教祭祀活动，通过载歌载舞表达体育宗教祭祀的原始部落信仰。内蒙古正蓝旗乌贺尔沁敖包是蒙古草原最著名的敖包之一，以敖包为中心定期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是具有体育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和娱乐活动，改变了以往以“宗教”为核心的体育宗教祭祀方式，“体育”话语功能得以申张，体育元素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广泛渗透，丰富了宗教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使宗教祭祀活动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盛会，这也是体育宗教祭祀由部落走向民族的应然逻辑。另如，滦河流域满族人以骑射功夫定鼎中原后，康熙帝提出的“肄武绥藩”的治国之策，重视“校猎习兵”，设立皇家“木兰围场”(亦称“武场”)，同时也是满族皇家举行祭祀的场所，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宗教祭祀活动。

3．3体育宗教祭祀由“自然宗教”走向“神教”

       滦河流域早期先民在“万物都有灵魂”思维支配下，形成对天、地、风、雨、雷、电、山、河、鸟、兽等自然物崇拜，如:乌桓、契丹、女真族都有信奉这些自然物的习俗，在宗教祭祀活动上的多种舞蹈形式［13］，如:《周礼·大司乐》记载的孤竹国“云门之舞”、满族的“打单鼓子”、蒙古族太平鼓舞、灯舞等，这也是滦河流域人们自然崇拜中体育宗教祭祀文化的表现形式。“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神通变如神。”(《三朝北盟会编》)女真族在举行珊蛮(萨满)巫妪舞蹈祭祀活动中具有通神功能，由此建立“天、人、鬼”三界联系媒介，这种认识是在“绝地通天”之后，实现了自然崇拜的宗教观念向“人体同构”的宇宙观念转向，衍生出对神的崇拜，成为滦河流域“神教”演化生成的现象学解释。滦河流域少数民族自然崇拜时期的体育属于“巫”文化范畴，表现出“巫统”功能属性，而神教思维影响下形成巫性功能弱化与神性功能放大的文化衍生关系，对外在物的崇拜逐渐回归生命“血统”本体，并借助舞蹈表演赋予神、人之外的一种特殊媒介身份符号。“巫统”向“血统”、“灵魂”向“神灵”概念过渡实践着滦河流域体育宗教祭祀活动渐趋多元化，由此确定地域体育宗教信俗的神学框架，如:木兰围场狩猎敦仁镇远保护神(演变成为满族民间“赛罕佛”神信仰)，以及蒙古喇嘛塞罕敖包“塞北灵验佛”宗教祭祀，在祭祀活动上组织各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表演，包括摔跤、骑射、击鞠、角羝、背哥、霸王鞭等，构成了滦河流域神教思维范式下体育宗教祭祀的多彩文化谱系。

4余论

       自清代以后，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之间不断战乱融合，很多少数民族逐渐被同化、兼并、融合、迁移、再安置而消失，但是，对于滦河流域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抢救工作仍需付出不懈的努力，这也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理应承担的时代责任。宗教文化对滦河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体育活动的影响巨大而深远，祭祀活动的消失意味着少数民族体育宗教观也失去了得以传承的信仰空间。特别是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如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滦河流域少数民族本土传统宗教祭祀活动日渐式微，尽管当时上层阶级社会也做出了相关努力，设立国教或专门的祭祀制度，以提升滦河地区少数民族祭祀仪式的宗教地位，但由于宗教生态在经历自发向人为、部落向民族、自然向神教演化进程中，多民族衍生出庞杂宗教信仰体系和不规范的宗教制度，民族宗教生态尚未完成向世界宗教生态嬗变，体育宗教逐渐因民族宗教文化弱化而渐趋浮泛，如今所存留的宗教功能已发生了变异(张家口、承德等地“香头”封建迷信活动是萨满嬗变)，只能流传于民间的生存状态使体育宗教也进入传承与发展的危机期，最终难以回避衰败命运。滦河流域已然消失的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的考察除在史志历史记忆中求解以外，还需要从后裔追溯、民族融合的角度对当下少数民族祭祀体育宗教进行挖掘整理，借助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从现代祭祀活动中挖掘体育宗教的发生、发展与演绎程式。因为自古以来滦河流域少数民族历经繁衍生息，民族信仰也势必受地理空间、自然环境，及早期民族祭祀文化的影响。未来还需要借助多学科研究方法，揭开推动滦河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体育宗教活动演进的文化信仰与族群心理，挖掘滦河流域少数民族祭祀中的体育与宗教活动，开拓已然消失的滦河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空间，创新研究范式，对于拓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空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实践层面上，以滦河流域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活动为研究对象，对滦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少数民族大型宗教祭祀活动进行实地调研，结合不同地域少数民族志史，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追溯当下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活动渊源，以此作为考察滦河流域已消失少数民族体育宗教祭祀信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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