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互联网+”经济构成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以思想引领与价值引导来改变数字经济下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价值观念，帮助青年大学生抵制源自“互联网+”经济的不良意识形态与文化精神，成为思政教育变革的重点。“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为思政教育带来了理念变革、工具支撑以及内容更新，有助于助推思政教育朝着数字化、精准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高校思政教育；改革

       “互联网+”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提出，“互联网+”是指互联网技术与其他行业有机融合，从而以崭新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作为支撑，使行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1]。“互联网+”经济是一种数字技术与社会资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存在形式，其促使科学技术成为推进人类社会经济与生活形态发展的关键力量，使得高校思政教育机遇与风险并存。因此，应当结合“互联网+”经济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推动高校思政教育改革，防范化解源自“互联网+”经济的意识形态重大风险。

一、“互联网+”经济：高校思政教育变革的重要因子

(一)促进思政教育内容变革

       在资本利益、受众需求等因子的驱动下，“互联网+”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异化现象，诸如大数据杀熟、饭圈文化、泛娱乐主义、移动端游戏文化等现象，形成了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躺平主义、反马主义等消极社会思潮，不断触碰法律法规与社会舆论底线，导致原有的社会文化伦理与经济伦理发生重要变化。显然，“互联网+”经济可能会导致政治、新闻、商业、文化等因素成为资本的附庸，使资本文化不合时宜地侵入严肃的思政教育领域，并在不动声色间弱化青年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消解他们的政治认同、模糊他们的美学偏好。这就倒逼思政教育内容调整原有教育资源内容的“材料”和“配方”，打造与新时期社会文化与经济业态对话的教育内容。

(二)拓展思政教育技术路径

       为了尽可能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互联网+”经济为数字技术的诞生、成长、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信息技术社会开始朝着数字智慧社会过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先进的数字技术开始应用到思政教育各个场景中，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思政教育评价、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思政教育信息传播、以虚拟现实技术为核心的思政教育智慧教室相继产生，为思政教育实现全景、全程、全面育人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撑。显然，“互联网+”经济下的各种数字化技术，推动着思政教育工具、手段、载体的技术工具更新，正在促使思政教育育人成为一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感性相统一的学习混合体，提升思政教育途径的开放性、延展性。

(三)推动思政教育思维更新

       在高校思政教育实践中，“互联网+”经济下的数据思维打破了原有的思政教育主客体关系，以数字智慧技术来应对日益精准化、技术化的思政教育方式，推进思政教育秩序规范与流程畅通，已经成为思政教育领域的普遍共识。显然，“互联网+”经济正在逐渐改变思政教育的内在本质与运行规律，要求思政教育要形成技术运用思维，坚持外化数字样态与思政育人目标的统一，确立以数字技术助力思政教育完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三气”青年、增长大学生爱国情报国行的科学逻辑，推动技术价值、个体主体、教育发展的和谐统一。

二、矛盾纠葛：“互联网+”经济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的问题论要

(一)数字技术应用方法论的异化

       技术作为人的发明物，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难以排除技术异化的潜在风险，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决定着技术异化的人为性及可控性[2]。在思政教育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同样存在着部分技术异化情形。第一，技术本位。在智慧思政教育视界中，部分思政教师陷入了“技术狂欢”，他们把数字技术当作开展思政教育的“神兵利器”，且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追求效用和遵守规则，未关照思政教育主客体生活经验与意义，常常把数据信息凌驾于思政教育育人价值与情境，由此造成教育主体由载道人向数码人转变，使得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人文性、整体性产生了内在矛盾。第二，数字技术应用不足。数字转型是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在这场创新变革活动中，由于缺少现成的经济与标准答案，再加上许多思政教育对于数字技术并不擅长，造成数字技术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境地，无法借助技术完成思政教育发展战略、组织架构、核心场景的数字化升级。

(二)内容资源存在供给矛盾

       诸如自媒体、电商带货、网络直播等数字经济，为传播娱乐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意识形态提供了隐形温床，给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选择造成了一系列冲击。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为传播英雄事迹、优秀文化提供了新的渠道，具有知识传承、人格塑造、生命完善之效用。因而，应当创设利于青年大学生生命成长的内容境域。然而在思政教育实践过程中，内容资源建设多倾向于理论层面的道德建设与价值引导，重在以高大上的理论内容来引导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践行者与中国梦筑梦者，而对于潜藏着“互联网+”经济中的不良意识形态以及优秀文化相对缺乏关注度，忽视了与“互联网+”经济中文化构成的内容匹配，难以在“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引领学生明辨是非、坚守信仰。

(三)师资水平与新形势不相适应

“互联网+”经济带动了数字新闻学、数字经济学的快速发展，那些具有头部影响力的商业化信息传播平台、具有媒介化与虚拟化的数字技术，从外部释放了天量级的社会活力，打破了思政教育内部系统社会权利与传播权利的结构稳态与系统平衡，能够让青年大学生以一种更加便捷与灵活的方式对思政信息进行浏览、收藏以及转发，进而完成思政教育的自发式或者被动式学习。因此，如何将网络新闻信息与思政教育进行对接，又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转变思政教育形态，成为每一个思政教师应当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从当前思政教育教师队伍专业能力现状来看，大多数思政教师具备系统而且精深的思政教育知识，他们对马克思理论、新时代文明与道德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内形势与政策等思政知识展现出精湛的教学能力，但是却缺乏数字新闻学、数字技术学、数字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与实践，容易导致自身思政教育技术滞后。

三、智慧思政：“互联网+”经济视域下的高校思政教育改革路径

(一)以马克思技术观指导思政教育技术应用

       与社会物质存在的两面性一样，在数字技术所编织的思政教育技术网络中，也存在明显的应用优势与潜藏风险[3]。只有运用马克思技术观对数字技术思政应用进行重新审视，建构辩证性、合规性的技术应用方法论，才能使数字技术更好地为思政教育服务，让思政教育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具有优势地位。一方面，确立人之本位的方法论。要以现实的人为起点，构建体悟生命自由的技术应用场景，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强化育人精神与使命，打破算法规制与钳制对思政教育的束缚，赋予数字技术器以载道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善于挖掘数字技术的育人价值。确定数字技术在促进个体成长与生命完善、增强思政教育亲和力和时代感、争取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等层面的积极意义，构建凸显高阶智能的思政教育新形态，推动实现技术运用转向人机共生。

(二)以“互联网+”经济为导向优化思政教育内容资源

       进入“互联网+”经济新时期，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外来的意识形态、文化样态蜂拥而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青年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与思想趋势。因此，作为立德树人的重点课程，思政教育要做好内容更新，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与弹性，树立与“互联网+”经济对话的话语体系，捍卫主导意识形态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应当批判“互联网+”经济中的消极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政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以“互联网+”经济下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等元素为对话因子，对“互联网+”经济下的网络直播文化、过度消费文化、攀比虚荣文化进行批判，主动回应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困惑，以有效应对“互联网+”经济对思政场域的问题刺激，突出思政教育内容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应当传播潜藏在“互联网+”经济中的积极文化。搜集、挖掘与传播“互联网+”经济带来的新型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观体系作补充，重建数字经济与思政教育的广义联结，让青年大学生在体验中明理。

(三)以智慧思政与跨界思政为指引强化思政教育教师能力

       作为思政教育的关键主体，思政教师要意识到“互联网+”经济对思政教育原有样态与未来趋势造成的各种影响，帮助青年大学生理解“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经验和意识形态，以便更容易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应加强思政教师的跨界发展能力。以“互联网+”经济思政研究为主力点，以文章写作、教学研讨、专家讲座、外出学习等方式，拓展思政教师知识面，促使思政理论与“互联网+”经济在对话中聚情汇智，引导青年大学生在比较与体验中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应加强思政教师的智慧思政能力。要为思政数字化转型、思政教师数字技术培育提供物质与人力支持，如构建新型“互联网+”思政教育平台、要求社会数字技术领域专家到校讲座、适当宽松思政数字化发展课题申报程序等，推动数字技术与思政教育的结合，让思政教师有能力有本领在传统媒体之外开辟新的媒体传播疆域，拓展思政知识体系的下行渠道。综上所述，“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为思政教育带来了理念变革、工具支撑以及内容更新，有助于助推思政教育朝着数字化、精准化、生活化方向发展。因此，应该辩证性地看待“互联网+”经济对思政教育造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顺应“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新变化。

[参考文献]

[1]于楠.“互联网+”经济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研究[J].财富时代,2021(8):156-157.

[2]胡真真,陈国梁,王家利.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创新[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20(12):132.

[3]胡华.智能思政：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时代融合[J].思想教育研究,2022(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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